腐败行为是有规律的。其规律可以表述为：任何一个私欲恶性膨胀、经不起各种诱惑且未受到有效制约的掌权者，都会发生危害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。腐败规律属于认识论规律中的因果规律。腐败的原因和结果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呢?从主观原因来看，凡是腐败行为，都是极端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。从客观原因来看，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多发生在“鲍鱼之肆”的岗位(即人们所说的“肥缺”、“含金量高”的职能部门)和“习非成是”的地方(即是非颠倒、正不压邪的地区或单位)。同时，对权力监督的缺位或不到位，也是客观原因之一——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。不过，这些客观原因都是通过主观原因而产生作用的。这样，我们就看清了原因和结果在腐败规律中的必然联系。

       腐败的滋生有六个主要原因：一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面前，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学习和道德修养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严重扭曲，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。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，个人权力欲恶性膨胀，目无党纪国法，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，骄横跋扈，失去监督和制约，必然要导致腐败。三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，为私欲膨胀的一把手提供了腐败的条件。四是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缺乏公开、民主、竞争机制，为跑官要官、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，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行为的源头。五是对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认识不足、治理不够，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，以致腐败现象大量产生。六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，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，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。

        以上分析，可以使我们通过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现象，进一步看清原因和结果在腐败规律中的必然联系。为了进一步解析腐败规律，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领导干部走上腐败歧途的轨迹。

     在腐败文化中异化

   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，而腐败者则是腐败文化的代表。腐败文化对先进文化具有消解、腐蚀和破坏作用，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。儒家文化中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成才观念，以及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”的种种诱惑，必然导致腐败文化的滋生和繁衍。被腐败分子视为“圣经”的做官秘诀就是腐败文化的宝典。

      贪官们的“当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”的信条，正是从腐败文化中学来的秘诀。这在《官场现形记》中就有描述，作者借钱典史之口，说出了当官发财的门道：“一年之内，我一个生日，我贱内一个生日……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，全靠着做生日、办喜事弄两个钱。一桩事情收一回份子，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，就收五六回份子，一回收上几百吊，通扯起来就有好几千。”一个典史，一年就赚这么多，以此推之，比他更大的官能赚多少可想而知。这是靠生日发财，还有靠卖官发财的。该书描绘了一个绰号叫“荷包”的藩台大人，离任前大肆卖官，起价一千两银子，肥缺卖到二万两银子。

      贪官的跑官术，也是从腐败文化中学来的。民国初年，四川大学教授李宗吾写的《厚黑学》，把历代跑官经验提炼成“求官六字真言”：“一曰空。空出身子，专心致志，惟官是跑；官不到手，决不收摊。二曰贡。贡者，钻营也；见空子就钻，有空当就轧。三曰冲。冲者，吹牛也；包装自己，推销自己。四曰捧。工于揣摩，巧于逢迎，投其所好。五曰送。送礼品、送礼券、送礼金，逢年过节必送，红白喜事必送，没有由头便找个由头来送。六曰恐。点出上级的软处、要害；此手宜慎之又慎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决不抛出。”

       以上这些，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方针是取其精华、剔其糟粕。对于糟粕，必要时也可以研究，但目的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，用以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。但腐败者却把糟粕当成宝贝，这样他们就必然难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运了。

      被“潜规则”套上枷锁

      “潜规则”是党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制度的相对物。在被腐败文化渗透的一些地区、单位、角落，通行的是“潜规则”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却被棚架起来。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就是其典型表现。腐败分子慑于党的威望和国家法律的威力，在公开场合也装腔作势、人模人样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而暗地里却是按照他们的“潜规则”行事的，他们结成乡缘圈、学缘圈、业缘围，在圈子里，都受“潜规则”的保护和制约。在这里，收受你“孝敬”的钱物，是对你“充分信任”、把你当成“自己人”的表示；倘若你保持清正廉洁，拒绝贪污受贿，人家不仅会说你“瞧不起人”、“不信任人”，没把他看成“自己人”，而且还会孤立你、排斥你、打击你。如此，就可能出现“逆淘汰”现象：腐败者得到重用，不断高升；清廉者却被打入另册，淘汰出局。这就是有些领导干部发出“当清官难”的喟叹的原因。

      在被腐败文化渗透的那些地区、单位、角落，“潜规则”之所以大行其道，是受了错误思想的支配。在这里，人们的真、善、美和假、恶、丑被颠倒了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被扭曲了。笑廉不笑贪的现象就是腐败思想作祟的结果，这些人认为廉洁奉公者是无能的，甚至讥讽其为“傻帽儿”、“假圣人”；认为贪污受贿者是“有胆、有识、有能耐”，甚至作为楷模而效仿。在这里，错误的舆论占了上风，说什么“水至清则无鱼，风气太正不利于经济发展”；还说什么“不搞点腐败，经济发展哪能这么快”。面对腐败给自己带来的些许利益，表现得心安理得；而当认为自己应当分享、并有条件分享腐败带来的好处而没有得到时，反会认为是有悖常理和世俗的。

       善用“两面派”手法伪装自己

     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是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的作风，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的作风，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等。对此，腐败者从骨子里是不愿意践行的，不过没有一个敢公开提出反对。因为这种作风是我们党的宗旨的体现，得到了群众的称颂和拥护，倘若谁要公开提出反对，必然是全党共讨之、全民共讨之。正因为腐败者害怕真理、见不得阳光，所以他们就采用“两面派”的手法：表面是人，背地是鬼；台上反腐败，台下搞腐败；说是伯乐相马，实为结党营私；表面公开招标，背地暗箱操作；看似勤恳，实则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   腐败者之所以采取“两面派”手法，正说明我们党的整个肌体是健康的，力量是强大的，他们没有力量正面同党抗衡，只能偷偷摸摸地搞些阴谋诡计。这样，可以从反面促使我们增加彻底消除腐败的信心和决心。腐败者虽然可以利用这些“两面派”手法保护自己于一时，甚至可以在某些地区、单位、角落猖狂一阵子，但终将免不了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耻下场。

       多重角色人格致使“系统死机”

      信仰丧失。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：“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”，“有两个国籍，将来就有余地了。”为此，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，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。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也早就为自己办好了化名的美国绿卡，做好了出逃准备。应该说，此种心态在那些落马的贪官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对信仰的背叛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根本原因。

      角色偏离。表现为对自我权力的放大，拒绝承担角色义务，如拒绝接受党内监督、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“一亩三分地”范围内的权力行使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，民主集中制、党的集体领导，在他们那儿全成了摆设，党委会不过是他们履行个人意志的机器，其膨胀了的权势已经将自己那”一亩三分地”变成了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。

      作为政治人个体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机能的瘫痪。作为社会人自然欲望的膨胀，最终使得领导干部落马。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人，也是社会人。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们必须降低、限制自我欲求，服从并服务于职位权力的要求。但由于个体放松自我约束力，放任私欲膨胀，最后走向角色背离，“丰屋、美服、厚味、姣色”这些“人欲”使个别人“昏蔽而昧理义”，因此背离了角色要求而不顾一切，铤而走险。

      坚定不移地做好反腐败工作，是全面贯彻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。我们要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，以新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，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实惠，更多地感受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