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上半年，我在华盛顿讲学。一天，住所对面的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旧书展销。活动结束时间是下午五点。四点半，销售方宣布:“请抓紧时间挑书，还有半小时展销结束。”我正余兴未尽，看他们要收摊，有点着急:“大家还在挑书，推迟一会儿吧。”对方说:“不可以。”我问:“什么时候能再卖书?”对方一笑:“明年吧。”我埋怨对方不灵活，放着生意不做。销售人员边道歉边麻利地收拾东西，规定时间一到，摊位已清理干净。警察、工商及城管没来，一切收拾停当，地上没垃圾。看来，老美很自觉、很守法。

　　几天后，另一件事再次强化了这个印象。我们知道，美国人喜欢在自家院里卖点家中旧货。这事儿规矩也不少，尽管在自家院子卖自己的东西，但并非想怎样就怎样。卖主事先要在指定地点贴小广告，说明时间、地点、持续时间。那天，我注意到，这家人准时摆东西开卖，到点了马上收摊，和小广告通知的时间丝毫不差。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没有执法人员过来检查、监督，全凭自觉守时。回想我在美期间，从未见过街上有摆摊卖水果、卖早点、卖臭豆腐的。我曾向美国教授求证，要是我在街上摆摊有人管吗?答曰：“警察会管。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会这样。”美国给我的印象是名义上有许多自由，实际上规矩多多，人们的生活显得很循规蹈矩，做个乞丐、卖个艺都要有执照。

　　在法治社会，法律是规制社会的有效手段，法律提供了确保人民权利及义务的框架以及判断合法、非法的标准。人们可以凭此预测彼此的行为，整个社会秩序井然。

　　那么，美国人的自觉守法意识是如何形成的，是管出来的吗?是靠严刑酷法实现的吗?事实并非如此，美国人号称酷爱自由，警察管人受到法律约束，被捆住手脚。例如，美国警察查处酒后驾车，不能随便在深更半夜，在司机意想不到的地方拦车，对每个司机进行强制检查，美国警察无权这样拉网查车。他们拦车必须有合理理由，比如亲眼看到车辆超速或司机把车开得一路歪斜等情形，才可截停检查。美国警察查车有时候也来自群众举报，路人或司机看到有人把车开得歪歪扭扭，有醉驾之嫌，他们会打电话报警。也许这在我们这里没有可比性，要是我们移植美国警察的执法标准，效仿他们的做法，估计会有司机借此开怀畅饮。 

      如此看来，唯有人人自觉凭借法律的框架来调节自己的行为，法律才不会像是紧箍咒一样，非得时时念一念，方能起到规制社会秩序的效能。比如，我们在市容管理中，城管和街头摊贩经常会产生矛盾，有时候矛盾还很激烈。有学者抨击城管，号召给小商贩自由。但我认为，一味责怪城管有失偏颇，假如完全放开，保不齐像姜昆相声所说，小商贩会把天安门广场变成自由市场。

　　成龙曾对台湾的乱象感慨:“中国人是需要管的。”这句话在华人圈里掀起轩然大波。不过，现实却印证此话并非虚言，“话糙理不糙”。但中国人需要管，并不意味着管人的人就不需要管。要做这样的预设，任何人在利益面前恒常表现是选择利益，趋利避害是人们的理性选择。管人的执法者，不管是警察、工商还是城管，同样需要管。而且，由于他们掌握执法权，与相对人的利益密切相关，更需要管。而能管住执法者，或者说能约束他们的，是法律，法律不应只是执法者管理社会的工具，法治的真谛正在于此。

　　执法者尊重法律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，一位领导人曾这样解释法治:“一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;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;三是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。”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，实现社会稳定是重要的价值目标，实现稳定需要同时提升执法与守法两个方面，特别是执法的有效性。提升执法水准，要重点关注提升执法者的守法意识。如果执法者视违法执法为家常便饭，那么这种情况会最终影响相对人的守法意识。所以，国家应严格要求执法人员，要求他们不仅严格遵守实体法，而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，假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，会受到执法行为无效的程序性制裁。例如，禁止侦查人员对被指控者采取刑讯逼供、威胁、引诱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取证言。国家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约束执法人员严格守法。原因在于:必须维护国家执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纯洁性，从而使人民信赖法律，养成自觉的守法意识。